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的甘肃贸易

发布时间:2020-12-02 11:38:37  报送单位:甘肃省旅游信息数据中心  来源:甘肃日报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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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砖画宴居图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,在无休止的战乱灾荒中,商品经济受到很大影响。与此同时,甘肃各割据政权都急欲通过关税征收,充实国库;获得远方物产特别是奢侈品以供统治者享用,因而采取鼓励通商的政策。于是富商大贾周遍天下,各类贸易,包括丝绸之路贸易,各政权之间的贸易以及各地方性贸易方兴未艾,有时还呈现出相当活跃的景象。这一时代,甘肃的商品贸易绝不落后于中原内地。

  “丝绸之路”的发展和朝贡贸易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,西域即今新疆各民族政权经过东汉以来的互相兼并,益趋减少。汉时西域三十六国,后分为五十余国,三国时兼并成二十国,到北魏太武帝太延时(435年—440年),又只有十六国。它们对内地政权“无岁不奉朝贡,略如汉氏故事”。丝绸之路也有新的发展。据《三国志·魏书》记载,三国时丝绸之路有三条,具体是:

  从玉门关西出,经若羌转西,越葱岭(帕米尔高原),经县度(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),入大月氏(位于今阿姆河一带),为南道。

  从玉门关西出,发都护井,回三陇沙(在今新疆罗布泊东)北头,经居卢仓(在今新疆罗布泊北岸铁板河北),从沙西井转甘肃,过龙堆(在今新疆罗布泊和甘肃敦煌市古玉门关之间),到古楼兰(在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孔雀河北岸),转西诣龟兹(治所在今新疆库车县东),至葱岭,为中道。

  从玉门关甘肃出,经横坑,辟三陇沙及龙堆,出五船(今甘肃瓜州县)北,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(今新疆吐鲁番市),转西与中道合龟兹,为新道。

  中亚、西亚等地的使臣、商人,就是通过这三条道路,进入玉门关,经河西、陇右而与中原内地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。西域使臣或商人入玉门关后,当地政府有一套严密的接待管理制度。如仓慈为敦煌太守时,鼓励中西通商,西域商人“欲之洛(阳)者,为封过所,欲从郡还者,官为平取,辄以府现物与其交市,使吏民护道路”。(《三国志·仓慈传》)这是说,当时一部分西域商人在河西市场上就近交易后就返回,一部分经河陇深入内地直至京师洛阳,只要胡商在当地办理“过所”即通行证,就可以放行,并在贸易后由官府派人护送出境。

  北魏“不设科禁,买卖任情”。(《魏书·韩麒麟传附显宗传》)就是不设禁令,放开交易渠道。魏孝明帝正光时(520年—525年),由于水旱兵荒,国家粮储缺乏,停止给百官发酒,但对远蕃使客,照例供给,“不在断限”。这是鼓励通商,照顾远使客商的一个例证。正是在这类照顾下,丝绸之路在北魏时又有新的发展,据《北史·西域传》记载:

  其出西域,本有二道,后更为四:出自玉门,度流沙,西行两千里至鄯善,为一道;自玉门度流沙,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,为一道;从沙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(帕米尔高原),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(中亚古国名),为一道;自莎车西南五百里,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(中亚古国名),为一道焉。

  史书上累代不绝地详载丝绸之路的走向及其变化情况,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乱,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仍在进行并有发展。战乱只能暂时地阻止交通,却不能彻底堵塞甘肃与中原、西域经济文化的联系。前秦凉州刺史梁熙遣使西域,称扬苻坚的威德,并以彩缯赐诸国王。于是,朝献者十有余国,包括大宛、康居、鄯善、车师、天竺、于阗等。“大宛献天马千里驹,皆汗血朱鬛,五色,凤膺麟身,及诸珍异五百余种。”(《晋书·苻坚载记上》)文中“凤膺麟身”,是形容大宛献的“千里驹”,胸膛像凤凰的一样圆润,体格像麒麟般美好。车师前部王弥寘,鄯善王休密驮朝见苻坚,引见西堂,寘等观其宫宇壮丽,仪卫严肃,因请年年贡献。苻坚以西域路遥不许,只令三年一贡,九年一朝,“以为永制”。(《晋书·苻坚载记下》)

  甘肃各割据政权与内地的朝贡贸易一如前代,从未间断。见於记载的,如前凉张轨向晋王朝“献马五百匹,毯布三万匹”。张轨子张寔向晋朝献“名马方珍、经史图籍”。(《晋书·张轨传》)北凉沮渠蒙逊玄始十三年(423年)二月,北凉王沮渠蒙逊遣使进贡於南朝刘宋政权。四月,西秦王乞伏炽磐遣使北魏,贡黄金2斤。西秦乞伏炽磐建弘八年(427年)八月,西秦奉贡於北魏。宋文帝元嘉六年(429年)十二月,北凉王沮渠蒙逊遣使向宋进贡。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(436年)十一月,沮渠牧犍遣使向北魏朝贡。仇池氐帅杨难当自称大秦王,如天子之仪,也贡奉於刘宋、北魏不绝。北凉沮渠牧犍永和五年(437年),北凉遣使向北魏、刘宋献方物、图书。(《十六国春秋辑补·北凉录三》)

  当时,经甘肃与中原进行贡赐贸易的中亚、西亚等地的民族国家,主要有蠕蠕、突厥、嚈哒、大月氏、康国、粟特等。北魏秦州(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州区)刺史元琛曾遣使向西域求名马,远至波斯国,得千里马,号称“追风赤骥”,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,都有名字。他常会宗室,陈诸宝器,金瓶银瓮,瓯檠盘盒各百余口,自余酒器,有水晶钵,玛璃杯,琉璃碗,赤玉数十枚,做工奇巧,中土所无,皆从西域而来。(《洛阳伽蓝记》卷4)建都於今甘肃成县的仇池国,则利用山上咸泉,汲以煮盐,用于交换。活动於今甘青等地的吐谷浑,“国无常税,须则税富室、商人以充用”。(《北史·吐谷浑传》)可知其国商人及其资本很雄厚。吐谷浑统治者同样采取既向南朝也向北朝通贡的政策,一直延续到北周末。

  甘肃各政权之间的贸易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,甘肃作为多民族聚居区,民族经济的多样性,割据政权、各族上层对奢侈品、办公用品、军需品需求的急迫性和持久性,都促进甘肃各政权之间的贸易。

  各民族政权之间的物资流通有单向的进贡。如前凉张茂向前赵刘曜献马1500匹、牛3000头、羊10万只、黄金380斤、银700斤,诸珍宝、珠玉、方物、美货不可胜数,(《十六国春秋辑补·前赵录》)是一次数额很大的进贡。后凉吕光太安二年(387年),龟兹国向后凉献宝货奇珍、汗血马。西秦乞伏炽磐建弘四年(422年),遣尚书郎莫者阿胡等向魏贡黄金200斤。(《十六国春秋辑补·西秦录》)有纯粹的物资交换,如吕光遣使到于阗市六玺玉。前凉张轨,后凉吕光,北凉沮渠蒙逊等,都曾在高昌设立太守,故当时高昌与凉州各政权的贸易很频繁。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(546年),西域商贾到河西进行交易,当时韩褒为西凉州(今甘肃张掖市)刺史,商货到来,他先让当地较贫穷的人买卖。“于是贫富渐均,户口殷实。”(《北史·韩褒传》)交易而能使“贫富渐均,户口殷实”,可见其规模之大和效益之高。

  朝贡贸易主要在官府进行。而甘肃各政权与民间的贸易,各族民众间的贸易,则主要在市场进行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市场,按规模可分为三类:一是农村集市(民族贸易区又有边市),各族农牧民,小商贩用粮食、皮毛、牲畜、农具等农副手工产品到集市换取生产、生活用品,是边郡集市贸易的主要内容。史载突厥土门统治时期,部落稍盛,开始到塞上来购缯絮,这一购物活动就是在“边市”进行。二是遍布于各州、郡、县治所的“城市”。它既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,也是各族人民进行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,在这里进行交易的,有当地各族农牧民,手工业者,也有从远方招致的商贾。曹魏明帝太和时(227年—233年),西域胡人进贡或贸易来到敦煌,经常受到豪族的控制。豪族与胡人交易,又多欺诈侵侮,不得公平,胡人怨气很大。如前所述,仓慈作敦煌太守后,对胡商多加慰劳。官定平价,又先拿官府现物与其交易,还“使吏民护送道路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仓慈传》)得到当地民众和胡商的一致好评。三是商业都会。指商业十分繁荣的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贸易城市。魏晋十六国北朝,甘肃的商业都会主要集中在丝绸之路沿线。如凉州、敦煌等城市。在这些商业都会中,经常聚集着很多各国、各地、各族的商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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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凉政权铸造的“凉造新泉”钱

  货币经济不振及商业贸易的历史作用

  魏晋以来,甘肃同中原内地一样,世族地主庄园制生产占支配地位,商品经济大大萎缩,以至有些地方“钱货无所周流”,即货币派不上用场。魏文帝甚至下令:“罢五铢钱,使百姓以谷帛为市”。(《晋书·食货志》)就是废止货币,实行物物交换。但货币的流通有其本身的规律,决不是帝王的诏令所能完全禁绝。当时甘肃用钱时断时续。嘉峪关魏晋墓出土文物中,就有64枚铜钱,其中包括半两钱、五铢钱、剪边五铢钱、环钱、货泉、剪边货泉、大泉五十等币种。(《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》)酒泉十六国墓随葬物中,也有63枚铜币,其中有半两钱、货泉、大泉五十、五铢、小五铢等种类。(《酒泉十六国墓壁画》)这些货币虽然大都是汉代铸造,但魏晋时期肯定仍然发挥着价值尺度、贮藏和支付等职能,否则,还随葬干什么。《晋书·张轨传》记载:晋愍帝时(313年—316年),太府参军索辅对张轨说:古以金贝皮币为货,息谷帛量度之耗。二汉制五铢钱,通易不滞。晋武帝泰始年(265年—274年),河西荒废,遂不用钱,裂匹以为段数。缣布既坏,市易又难,徒坏女工,不任衣用,弊之甚也。今中州虽乱,此方安全。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。

  这是说,货币的使用是历史的一种进步。废钱不用问题很多,应该恢复用五铢钱。张轨采纳他的意见,以麻布为基准发行货币,钱遂大行,人赖其利。一些域外货币也在甘肃市场流通,如波斯银币,拜占庭金币等,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甘肃商业活动的兴盛。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,甘肃主要的商品范围,一是马、牛、羊等牲畜和珍禽异兽;二是金、骨、漆、玉、玛瑙、琉璃、水晶等宝货奇珍;三是锦组缯纨,绢帛金毡、药材等土特产;四是书籍、经典;五是民间生产、生活用品,如铜铁竹木石农具用具、谷物、布帛、毛皮、毡毯、裘褐等,其中除第五项外,大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所需的奢侈品、文化品和军用品。就是说,这类商业活动对于农、牧、手工业等及民众生活关系不大。各族统治者用来交换的商品,除一部分由官府手工作坊、工场或牧场生产外,大都是以赋税形式向民间征来。因此,这类商业活动愈发达,统治者用以交换的绢帛等土特产需求量就愈大,加在各族劳动者头上的赋税就愈重,其对社会生产和广大劳动者造成的困难也就愈多。从实际情况看,甘肃山高路险,关河重阻,交通不便,无论是河陇与西域,还是甘肃与内地的贸易,都有一个运输困难的问题。因此,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贸易,其整体规模都不是很大。只是战乱、交通不便并没有阻断“丝路”贸易,这些为数不多规模不大的民族、民间贸易,在民众生活,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(文/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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